新華社北京3月18日電 題：再啟歷史新局的時代擔當——從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看新時代中國改革發展
新華社記者
當歷史長河跨入新時代，處在嶄新歷史方位的中國，又一次發出時代強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變化的時代，不變的初心；變化的矛盾，不變的奮斗。
以人民幸福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展偉大的社會革命，為民族復興和人類發展書寫新的華章。
新矛盾標注新時代
日月開新元，天地又一春。
3月5日，人民大會堂。人民的盛會唱響新時代的凱歌。
“五年來，經濟實力躍上新臺階。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加到82.7萬億元，年均增長7.1%，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1.4%提高到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政府工作報告中一組組數字，透射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蓬勃生機。
年份是縮影，更是復興路上的里程碑。
新時代的中國，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舉世矚目。
難以再用“落后”來描述今日中國的社會生產。
在世界看來，中國有太多奇跡：全球工業化以來經濟長期增長的奇跡；以世界7％耕地養活逾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奇跡；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3.1%的奇跡……
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懂中國。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直觀感受相吻合，同時代和國情的變化相一致，黨的十九大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的新概括，得到廣泛認同。
科技的進步，也提供了一個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獨特視角——
1981年6月6日，年過半百的袁隆平登上領獎臺，接受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特等發明獎：他帶領團隊研究的秈型雜交水稻，為增產糧食作出巨大貢獻。同時獲得一等發明獎的是棉花良種“魯棉一號”。
彼時，中國經濟總量僅占世界的2%，位居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之列。發展生產、解決溫飽，無疑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所在。
時間絕非巧合，恰是時代的印證。
就在袁隆平獲獎的這年6月，一個重大的政治論斷，載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自那時起，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八大，每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將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寫入黨的文獻。
光陰荏苒，時過境遷。30多年后，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還是水稻研究，201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又有多項成果金榜題名。所不同的是，獲獎緣由從增加糧食產量，轉變為提升糧食品質、糧食安全。科技成果的迭代，折射出人民需求的變遷。
“我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在我看來，小康社會就是要實現從過去的‘吃飽’向‘吃好’轉變。”袁隆平如是說。
“吃飽”到“吃好”只是一個注腳。它的背后，正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革。
這是時代變遷的客觀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方位、開創性的成就，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我國雖然還沒有達到發達的水平，但用‘落后’來衡量我們的社會生產，顯然已經不符合實際了。這是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一個重要依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說，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既是對客觀現實的準確把握，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客觀依據。
這是實現目標的必然選擇——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同向發力，必須抓住主要矛盾，牽住問題的“牛鼻子”。
在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看來，推動化解社會主要矛盾，是新時代所有工作的出發點、著力點和落腳點。
唯有找準社會主要矛盾，改革才能有的放矢，難題才會迎刃而解。
這是人民至上的責任擔當——
從解決溫飽到全面小康，人民的需求更加多元，層次不斷提升，由對“量”的需求轉向對“質”的追求。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集中反映在免于匱乏。現在，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的需求，指向的則是獲得尊嚴。”中央黨校教授周為民說。
顯然，新的社會主要矛盾解決起來難度更大。勇于把這一矛盾變化揭示出來，中國共產黨以這樣的方式展現著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實踐擔當。
“盡最大努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中國共產黨勇敢的承諾，它必將是偉大的征途。”一位網友在留言中寫道。
新矛盾，標注著新時代；新時代，也在回應著新矛盾。
新矛盾催生新思考
一塊小小的芯片，讓一個泱泱大國“心存煩惱”。
當中國人已經制造出航空母艦、載人飛船、高速鐵路等國之重器時，依然對指甲蓋大小的集成電路芯片“望芯而嘆”。
2017年，我們花在進口集成電路芯片上的錢，是進口原油的1.6倍，也遠遠超過其他許多大宗商品。
創新能力不足，正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體現。
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中國——
提供了覆蓋人數最廣的醫療衛生服務，北京、上海一些三甲醫院卻常年人滿為患。為了排上一臺手術，有的患者要等待半年之久。
建成了世界最大規模的義務教育體系，在四川大涼山腹地，孩子們睜大充滿求知欲的眼睛，卻要面對“留不住老師”的困境。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江西瑞金到寧夏西海固，從呂梁山區到大小涼山，還有不少身處“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的人們，同深度貧困進行著不懈抗爭。
……
如同硬幣的兩面。發展提升了人民的需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凸顯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從太空俯視神州大地，長江如同一條美麗的絲帶，串聯起西部邊陲到東海之濱10余個省份。同飲一江水，經濟發展水平卻天差地別。
在長江之源的青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邁入4.4萬元的門檻；位處長江入海口的上海，這個數字已超過12萬元。如果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差距同樣懸殊。
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從沿海到內陸、從先行試點到全面推開的梯度式發展歷程。沿海地區得風氣之先，因而率先發展起來。
這的確是一條可信的邏輯。然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非“梯度發展”這個單一原因可以概括。
80多年前，當青年學者胡煥庸在地圖上描繪等值線人口密度圖時，也許并未想過，他自黑龍江璦琿至云南騰沖劃下的一條線，影響竟如此深遠。
“胡煥庸線”——一條與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基本重合的人口地理分界線，也是一條總體上區隔肥沃與貧瘠的分界線。當年，胡煥庸線東南一側的土地供養著全國96%的人口。換句話說，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具備良好發展條件的不足一半。
區域不平衡、領域不平衡……中國發展不平衡問題，先天上就受到自然條件稟賦差異的嚴重制約。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既是無法選擇的國情所致，也是與發展階段相伴生的“成長煩惱”。
回望全球歷史，如今的西方發達國家，從起步到騰飛，大都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歷程。
反觀中國自身，從一個貧困人口眾多的落后國家，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幾百年的時空被壓縮在幾十年的坐標之內，必然呈現傳統痼疾、時代矛盾疊加交織的局面。
馬克思說，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從北京市中心向西北方向出發，驅車100多公里，就進入河北張家口境內。這座緊鄰北京的城市，所轄區縣被列入國家級貧困縣的，占比超過六成。
對此，學術界用一個刺眼的名詞來描述——環首都貧困帶。
繁華都市與貧困鄉村“比鄰而居”。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源，正是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地區對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視不夠，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過于向城市傾斜。
如果說一些地方發展的重心傾向導致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發展理念的偏差則進一步加劇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蒼茫雄渾的祁連山，近年來承受“千瘡百孔”之痛。
礦產資源違規開采破壞地表、水電站無序建設截斷河流、污染企業偷排偷放埋下“污染炸彈”……原來的西北生態屏障傷痕累累。
問題背后，是一些地方發展理念之殤：長期注重經濟建設、忽視其他領域建設，注重GDP政績導向、忽視社會全面發展，注重追求顯績、忽視久久為功。
問題背后，還有體制機制的羈絆。
北京，國家博物館。
透亮的玻璃展柜內，來自天津濱海新區的109枚行政審批公章被永久封存，逐漸褪去了鮮紅的顏色。曾經，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市場的“關卡”，牢牢束縛住企業與市場的活力。
只有把權力關進籠子，才能還市場更大生機。
問題背后，更難的則是對“變”與“不變”分寸的把握。
現實國情無可回避：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了，但具體到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群體，供給不足問題仍然存在。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一個整體表述，反映出黨中央對中國國情的準確把握。”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既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有發展不足的掣肘，在不足之中，“量”的差距又與“質”的短板并存。
變的是社會主要矛盾，不變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定位。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最精辟的結論——
“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說，在不變中，又要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這就是發展的唯物論，也是矛盾運動的辯證法。
新矛盾呼喚新變革
黨的十九大開幕翌日，香港《南華早報》刊文指出：重新定義社會主要矛盾，暗示中國今后多年、甚至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重心將發生變化。
步入新時代，面對新矛盾，發展，需要別開生面。
“落后的社會生產”聚焦的是發展，解決的是從不發展到發展的問題；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關鍵詞還是發展，只不過此發展已非彼發展。
正如多年以前，鄧小平同志所言：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處在“發展起來以后”階段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站在了破解難題的最前沿：“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十九大報告點明破題之鑰：“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這個新表述講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而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必須從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上來思考，思路不能窄了。”冷溶說。
提出矛盾是解決矛盾的前提，解決矛盾是推動發展的動力。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大論斷，既堅持了發展是第一要務，又為發展創新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依據。
——新矛盾呼喚新變革：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開啟一場關系中國發展全局的深刻革新。
長江之畔，湖北宜昌。
2017年前11個月，這個市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12.6%，地方財政總收入同比下降8%。
數據回落的背后，是一座工業大市力破“化工圍江”的壯士斷腕之舉。2017年，宜昌關停25家沿江化工企業，邁出長江沿線化工企業“清零”3年行動的第一步。
“地方財政收入下降，環保支出增加，我們不是沒有壓力，但為了還長江一江清水，這個腕必須斷！”宜昌市副市長袁衛東坦言。
是否只能重復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老路？靠加大投資托起增長的模式走不通了，如何走出一條可持續的新路？
從大開發到大保護，“宜昌之問”和“長江之問”，正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問，也是經濟新常態下，整個國家必須作出的戰略抉擇。
如果一邊是越來越現代化的城市，一邊是越來越蕭條的鄉村，那就不能算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實現平衡、充分的發展，“三農”是必須克服的最大短板。
2018年2月初，改革開放以來第20個、新世紀以來第15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發布。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文件聚焦鄉村振興戰略，擘畫出一幅新時代中國農村巨變的壯美藍圖。
“這將是鄉村發展水平的整體性提升，是鄉村的全面振興。”中央農辦主任韓俊說。
——新矛盾呼喚新變革：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中國經濟向高質量轉變的發展創新。
“需”與“供”，構成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面。
需求一側，因著美好生活而變得豐富多元；相應地，供給一側，也須完成由量而質的嬗變。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正在推動中國走上新發展之路。
貴州是一個縮影。
這片脫貧攻堅的決戰重地，因地處長江和珠江上游、面對不可逾越的生態紅線，必須尋找補齊經濟社會發展短板的新路。
唯有創新驅動，才能持續發展。
在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發展戰略支撐下，貴州創新發展之路越走越寬。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速位居全國第一，自2011年以來，地方經濟增速已連續7年、28個季度位居全國前列。
“在經濟整體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同時，一些地區通過搶抓機遇，充分利用一體化市場、開放型經濟和現代化技術，可以超越原有經濟結構實現跨越式發展。”寧吉喆說。
——新矛盾呼喚新變革：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動力，持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改革，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歷史性地聯系在了一起。
40年前，改革開放開啟了一場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偉大革命。革命的對象，正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其價值取向則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黨的十九大作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大論斷，這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的充分肯定，是40年一以貫之推進改革的邏輯必然。”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龍平平說。
今天，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超越空間地域范疇，也不只限于經濟領域之內。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相互交織，相互作用。
“這要求我們運用系統思維，用全面深化改革的辦法，破除那些造成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說，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
“中國要前進，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我們必須堅定改革開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創造活力。”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向世人宣示。
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守牢風險底線，開拓發展創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正在迎來一場艱難而華麗的轉身。
“習近平正在帶領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完成這個轉折。”美國探索頻道紀錄片《中國：習近平時代》點評。
新矛盾激蕩新征程
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著名的《矛盾論》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
80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深刻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以史為鑒。每當我們黨準確認識和把握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就能夠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反之則遭遇曲折。
時代同行。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在實現夢想的航程上奮力前行。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
春日暖陽下，中央黨校掠燕湖波光粼粼。湖心亭畔，停泊著為紀念嘉興南湖紅船而仿建的木船。曾在這里參觀的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中國研究學者費立民，領悟到了相同的結論。
“中國可以取得成功，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代代傳承延續，并在此基礎上把握時代特點，不斷創新發展。”費立民說。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句經典誓言，正是中國共產黨的行動寫照。
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提出新發展理念，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要求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強調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中，展現出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敏銳洞察與深邃思考。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據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一客觀事實，堅持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這一立場，科學回答新時代課題，為中國逐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黨校教授董振華說。
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
面對越是尖銳的矛盾挑戰，越是要牢記，打鐵必須自身硬；
面對越是尖銳的矛盾挑戰，越是要牢記，時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閱卷人；
面對越是尖銳的矛盾挑戰，越是要牢記，讓夢想照進現實，必須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
……
神州各地，已顯現出乘勢而動、因勢而進的新氣象，直擊不平衡不充分短板，為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體系：
海南提出務實推進“放管服”改革，實現80%的事項網上審批，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和透明度；北京大力發展普惠性幼兒園、承諾年內新增學位3萬個左右；云南啟動實施新增的35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易地扶貧搬遷任務……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
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大改革開放力度，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部署一系列舉措。
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繼續下降……把群眾最關切最煩心的事一件一件解決好，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人的全面發展，人民生活將隨著國家發展一年更比一年好。
擔當不渝，新局再啟。
“扎實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再上新臺階。”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的重要講話，指明了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清晰路徑。
這是屬于奮斗者的時代。
站在歷史交匯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勝利在望，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恢宏大幕，正在徐徐拉開。
新的征程上，讓我們砥礪前進！（記者霍小光、鄒偉、安蓓、胡浩、林暉、丁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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